准确来说，处在找工作的节奏中大约有一年了。深受中国同学们的影响，自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应届毕业生”，便漫不经心地在投简历。就像从前在练钢琴时，除了充满忧愁、多数为平缓节奏的《Nostalgia》，大多数其他曲子势必经历让我措手不及的高潮期。就在正式毕业后，且在决定回大马时就开始遭遇悬而未决的迷茫感。
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”VS“求观音的非洲”
在被重重焦虑笼罩的这两个月中，脑中不断浮现的是政大教育系谢师宴。当时的系主任詹志禹老师用一寓言故事送给了毕业生九个字，那即是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”。其实这九字真言在接下来的日子中会偶尔浮现，并对自己的低潮有着或多或少的疗愈功能。最令人欣慰的是自己切实处在那种随遇而安的心态中。本科临毕业前，不急不缓地只投出两个申请。一为北师大研究生，二则新加坡教育部师资。比谁都天真的我心无杂念，在两者结果都未出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期许是：不管去哪做啥，至少做个能够传递正能量的人，足矣！如果上了研究生，就会对自己负责，就算不是研究的料也会尽力完成学业累积知识，不能愧对中国政府奖学金啊。如果当上了老师，那就当个不求春风化雨，却有良心师德的老师。如果两者都没有，我有手有脚，不怕，饿不死的。
反观三年后的当下，我不停地在反思到底是什么促成如今的状态，我甚至无法清楚解释或定义这种状态。那似乎是一种介于欲与妥协不断交替出现的横向历程。去年短暂的坦桑学习之旅让我踏出了第一步，初步满足了还是十九二十岁时对神秘非洲大陆的向往。在筹划非洲行时，得到一位曾在坦桑工作三年哥哥的帮助，后来他又投入在尼日利亚外派工作。这哥哥，启发了自己职业选择的多一个可能。于是，可能是自己对非洲的莫名向往和喜于在客乡生活的俩因素，这个选项从此被列为首选。作为首选，那是与第二第三第四种可能有诸多差异的。只要到非洲，除了需要专门技术的岗位，我不介意自己在任何岗位，包括可能苦闷得后悔的翻译岗。相较于因为一些机会去了大公司面试，甚至世界500强企业，那种对结果的期待感远不如非洲一家不知名、薪水福利比市场低好多的矿产企业。但就算那么委屈求全，对于一个拿着管理硕士文凭却没有任何商业学知识、没有工作经验，而且又可能顾虑国籍及性别安全，非洲中资企业于我而言变得鞭长莫及。在费经心思及利用各种管道申请工作的过程中，就像被一个爱理不理的异性调戏般。总是在失望之极，又绝处逢缘，在以为缘来运转之际，又是一场冷水浇头。最后，在回国后就几乎已经放弃了这个选项，但在突然又得到某一机会时，走上了观音庙，求签。在非常强烈的愿望下祈求观音娘娘指示，愿自己顺从天意，却依然很难放下这股执念。
...to be continued...
